来自 两性科普 2021-04-22 15:22 的文章

中国古代是如何扫黄的?

  有不少性学家认为,人类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现在公元前594年,时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了 国家妓院 。实际上这个 最早 应该属于中国古代女子,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,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,便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。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 内闾 ,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。内闾也称女闾,即官办妓院,比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了半个世纪。

梭伦创设国家妓院的目的,是为控制和减少当时雅典城内日益严重的淫乱现象,而管仲则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, 以充国用 。所以,不论是动机上,还是时间上,在内闾 上班 的700名古代中国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。

但是,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,便争议不断。《战国策 东周策》上有这样的记载: 齐桓公宫中七市,内闾七百,国人非之。 所谓 非之 ,即是反对开妓院这件事,时人并不支持有组织的合法卖淫,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 禁娼 声音。

管仲的 性产业 政策尽管 国人非之 ,但在此后却异常发展了起来。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 乐户制度 、 官妓制度 ,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。

从笔者查到的史料上看,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,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失声过。特别在民间,最底层的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是深恶痛绝的,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,均有悖于正常伦理和性爱文明。为此,民间常用 败家子 、 贱货 这类粗话,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,引导社会风气,这实是一种 道德禁娼 。

宋仁宗赵祯规定官员 不得赴妓乐

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,所以相当乏力。针对禁娼呼声,出于净化社会环境、调整伦理秩序、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,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,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 法律禁娼 。

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 扫黄 。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,有宫妓、官妓、营妓、家妓、私娼、暗娼等。其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、战争俘得的女人,后来则以失夫女、罪人(臣)女、卖身女为主。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 逼良为娼 ,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,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。如明朝法律就规定: 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 者, 杖一百 。

与此同时,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,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。如宋代,便禁止官员狎妓。赵祯(宋仁宗)当皇帝时便规定,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,当时的说法是 不得赴妓乐 。

四五十年后,赵顼(宋神宗)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,不仅是提点刑狱,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。但也有例外,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 放松 一下,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 圣节 。时人诗句中所谓 共君今夜不须睡,未到晓钟犹是春 ,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。

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,唐代的性产业是最为发达的,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。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,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,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。

当时,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教坊 ,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,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,登记后须进行岗前 职业培训 。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,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,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,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,等等。所以,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。

当时,性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长安城的 红灯区 --北门附近的平康里, 平康 、 北里 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称。孙棨所撰的《北里志》,记述的就是时人逛 红灯区 的所见所闻。

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缔 官妓

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,一直到明代,这一制度才被取缔,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。

或许有读者会问,明代禁娼吗?开始并不禁娼。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,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费。在唐、宋官妓制度基础上,明朝将教坊升级为 教坊司 ,隶属掌管教育、外交诸事务的礼部。

据明姜明叔《蓉城诗话》记载,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(今中华门)一带,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、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,这就是明代著名的 红灯区 秦淮河畔的所谓 花月春风十四楼 。这些酒店实是明代的 官妓院 ,营业前因性工作者人数不足,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,催她们尽快上岗。由于政府提倡、官员带头,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 内需 ,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,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 三陪女 。

官妓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很多问题,社会 禁娼 要求强烈。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(明宣宗)当了皇帝后,便下令取缔官妓,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。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 禁娼运动 。

朱瞻基这一举动,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没有官妓还有私妓,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 禁娼令 的限制,蓄起了家妓,在官妓没落后,私妓大量出现,被时人称为 私窠子 的暗娼特别多。

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,38岁时便死了。之后,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。到明末,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,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,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。清朝人余怀所撰的《板桥杂记》,实际就是时文人、学子、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。所谓 秦淮八艳 ,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,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。

清康熙皇帝颁律令

伙众开窑 为首者处以 斩决

与明代相比,清代禁娼又严厉了,但也是反反复复。清初依明制,在京城设教坊司。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,宫中搞活动时,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。顺治皇帝在首次娼后,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。顺治八年(公元1651年),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,开始禁娼,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 禁娼运动 。顺治十六年(公元1659年),则直接裁革女乐。

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,十二年(公元1673年)复令重申禁娼,十九年(公元1680年)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: 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,为首照光棍例斩决,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。

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。嘉庆十六年(公元1811年)修订的《大清律》规定: 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,日月经久之犯,除本犯照例治罪外,其租给房屋房主,初犯杖八十,徒一月

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 法律禁娼 ,朝廷 扫黄 的声势很大,一时颇有效果。以当时全国著名的 红灯城市 扬州为例,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。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,虽然朝廷 扫黄 ,但娼妓并未能禁绝, 私窠子 、 半月门 、 扬滨 、 船娘 这类暗、私娼继续活动。这些性工作者对 扫黄 信息很灵通,风声一紧,她们便 集体消失 。清初文人吴绮在《扬州鼓吹词》序中是这样说的: 一逢禁令,辙生死逃亡,不知所之。

卖淫嫖娼被发现 斩首不留

可以看出,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,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,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,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。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,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, 禁娼令 名存实亡,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,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。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 红灯区 ,如京城的 八大胡同 上海时称 十里洋场 ,成了世界 性都 ,到1949年解放前夕,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。

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?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,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;二是皇帝带头享乐,同治皇帝便喜欢 冶游 ,经常乔装私访妓院,坊间传其系患 花柳病 (性病)而死,并非空穴来风。最重要的是,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,史家称为 弛禁 ,好多地方政府抽取 花捐 ,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。

但是,在古代中国也有真正禁娼的时候,那就是太平天国时期,即史家眼里的 天朝 。

太平军所到之处,妓院一律取缔,禁绝娼妓。一则名为《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》文告中称, 倘有习于邪行,官兵民人私行宿娼,不遵条规,当娼者,合家剿洗。邻右擒送者,有赏。故纵者一体治罪。明知故犯者,斩首不留。

从这则布告来看,卖淫嫖娼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。这一古代中国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,时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国人呤喇,在其回国后撰写的《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》一书中,以肯定的语气称,太平军的政权范围内 娼妓是完全绝迹的 。

无疑太平天国的禁娼是最彻底的,却未能持久。在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(今南京)后,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一时需要,曾国藩发布了告令弛禁,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。

古代中国的禁娼,始终是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的。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禁娼才变成了现实。